距2020年东京奥运会只有三年多，中国足协的97/98年龄段国奥备战计划，去年开始已在考虑和筹备，但是，体育总局近期对中国足球改革和奥运会组队作出了重新审查，对中国足协原来的计划并不满意，从教练组组建到备战计划都面临着改造，由于原来的方案不能中途抛弃，而总局的奥运战略又要推进，因此可能史无前例地出现“两支国奥队两个国奥教练组”或“国奥打中甲”的现象。而如果打中甲无法实施，为了帮助国奥球员提高水平，打好奥运会预选赛，中国足协考虑在U23新政的基础上，明年加入U21国奥适龄球员上场的新规定。
在2017年1月通过的《中国足球协会2020行动计划》中，对于国家队建设，提出了2020年之前的目标，其中就包括男足国奥队打入东京奥运会男足决赛阶段比赛。按足协原来的设想，是聘请一名外教担任国奥队教练，组队方式是正常通行的做法，让队员在俱乐部打联赛，临时集训比赛后组队参加预选赛。
在去年蔡振华前往比利时考察时，已敲定了比利时教练担任国奥队教练，并签下了聘任合同，据了解，他就是来自挪威但是居住在比利时且执教过布鲁日的特龙·索利德，其组队计划也已经开始。对于提高国奥的水平，应对奥预赛的挑战，足协的原定计划有两方面，一是U23新政发布后，对国奥适龄队员水平的提高会有所帮助，另一个是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安排高水平热身赛来提高成绩。
但是，对中国体育、中国足球的改革，体育总局现在有了新的想法，而传统的奥运战略出成绩的思路并没有变化。
总局的想法是，聘请国内教练担任国奥队教练，为了提高球队的比赛能力，打好奥运会预选赛，拟尝试国奥队组队打中甲的方式。这个方案与足协原来的计划产生了很大矛盾，特别是教练组的构成和协调，队员如何征调，球员如何安排俱乐部与国奥队的比赛，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关人士透露，总局与足协有可能创造性地提出大国奥队的战略，由两个教练组带领两支国奥队。
其中，一支国奥队由外籍主教练带队，负责对外比赛，参加热身赛，而另由孙继海、邵佳一等中方教练组带队组织一支国奥队，这支队作为编外球队征战2018年的中甲联赛，产生的相关费用全部由足协负担。这与2010年当时提出的“国奥打中超、国奥打中甲”的出发点基本相似，落实起来同样会遇到很大的操作上的困难，例如，队员如何征召，队员如何适应两个教练组不同的训练和比赛要求，中甲球队与国奥队的比赛会不会真的投入，锻炼效果如何等等。
据了解，体育总局此番考虑在足球领域也重用本土明星，有着更深远的谋划。体育总局近期的工作重点放在各项目中心协会化改革上，其中篮协的改革步伐迈得很大，从设想到落实，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篮协的改组，姚明替代原总局官员担任了篮协主席，总局领导的思路是把篮协改革的尝试也移植到足协身上，在足协负责人的选择上，也希望加入一两个有海外效力经历，并且有很好的正面国际形象的明星，这与选择姚明的理由基本相同。
只是，中国足球项目缺少一个与姚明地位相同的高光人物，因此曾在海外效力且比较成功的孙继海、邵佳一以及李铁都成为重点培养的人选。李铁现在已经在国家队任职，因此在下届东京奥运会备战的国奥队组建上，加入孙继海和邵佳一，对他们磨练履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初步的考虑是孙继海倾向于参与教练团队，邵佳一参与管理团队，毕竟邵佳一此前在国安做体育总监，有过相关经验。
不可否认，这是一个困难很大的工作。
首先，符合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97国青队在亚青赛上小组未能出线，无法参加世青赛决赛阶段比赛，而在亚洲同属国奥年龄段的其他对手，除去2020年奥运会东道主日本队，韩国、伊拉克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青队队员还经过了世青赛的锻炼，国奥球员与他们相比在个人能力、比赛经验等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。其次，这批队员中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借助U23新政踢上中超和中甲联赛，但是水平提高的幅度不能期望太高，国奥队在奥运会预选赛出线的难度仍然非常大。
“国奥打中甲”，类似的想法曾在2010年由韦迪提出来过，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队员属于俱乐部所有，球员的权益是归属俱乐部的，国奥队征调“别人家的资产”这件事，做不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；球员本来在俱乐部打比赛有收入，但是在国奥队打比赛则没有收入，这对球员也不公平。以2010年“国奥打中甲”为例，由于各方反对意见太大，最终不了了之，只能以拉练比赛代替。
另外，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细节是，“国奥队”的名称如果随意使用，会触犯IOC的商业规则，国际奥委会享有奥林匹克标志的权益所属以及保护条例，如果以“国奥队”名义打职业联赛，是被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多项法规所明令禁止的。此前，中国奥委会还专门发过一个文件，强调奥林匹克标志和文字除受到《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》保护外，还受《商标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保护。没有国际奥委会授权，任何人都无权以“国奥队”命名这支球队。
当然，目前“两支国奥队两个国奥教练组”和“国奥打中甲”都是正在探讨中的方案，未来不排除有更好组队方案出台的可能性，前提是足协和总局在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。
